当然，加强农村党的建设，提高组织领导能力是优先的任务。首先，就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其包含了两层含义，一是各级党委要把乡村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；二是健全、创新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与制度体系。其次，建立协同推进机制。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党委和政府很多部门，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做好协同配合。其三，强化各项保障，尤其是人才队伍建设、财政经费保障机制。
党负责统领全局，而乡村治理体系则以自治、法治、德治为主，实行三治结合的治理方式。其中，自治是属于村庄的范畴，法治是属于的范畴，德治是属于社会的范畴，三者互为补充、互相衔接、缺一不可的。
在《意见》中，强调了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，村民自治是基础。为了增强自治能力，需要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机制，强化农民的主人翁意识，提高农民主动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。
《意见》要求健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，形成民事民议、民事民办、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。实施党务、村务、财务“三公开”制度，实现公开经常化、制度化和规范化，通过透明化接受村民监督。这些是鼓励村民参与自治的重要保证。 《意见》还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与乡村治理，起到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。
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，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具体体现。共治包含了市场自治、社会自治以及乡村自治等内容，是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。早在2015年中央工作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，在共建共享过程中，城市政府应该从“划桨人”转变为“掌舵人”，同市场、企业、市民一起管理城市事务、承担社会责任，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、共建共享。而乡村自治早已成为制度，只是需要加强。
